明星“为国解约”有法律依据吗？

最近两天，H&M、耐克等多家企业因造谣抵制新疆棉花事件在互联网上引发众怒。由于事关重大，又时值敏感时期，网络舆论被瞬间引爆，受牵连的明星纷纷提出解约，坚决和涉事品牌划清界限，演艺界人士黄轩、王一博、谭松韵等人先后宣布与涉事品牌终止合作。

前车之鉴

文化娱乐产业中出现此类敏感的政治立场事件已经不是第一次了，2018年，杜嘉班纳为了宣传在上海世博会中心举办的第一届大型时装秀发布了一则预热视频广告，广告中有女性模特使用了极其诡异的用筷姿势，这一内容被称为“时尚行业纪检委”的监管组织Diet prada指出涉嫌种族歧视。此事在国内外迅速发酵，然而杜嘉班纳不仅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其创始人在国外社交媒体上还被指发布辱华相关言论。虽然杜嘉班纳声称帐户被黑客攻击，也发布了道歉视频。但这一事件导致杜嘉班纳当年时装秀取消，被众多明星抵制和解约，多个零售平台也将该品牌下架。

      那么与H＆M、耐克等公司签约的艺人单方宣布解约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解约之后又会产生怎样的法律后果呢？

合同解除的依据是什么？

合同是民事主体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协议。依法成立生效的合同对双方均有约束力。解约是指合同当事人一方或双方依照法律规定或当事人约定，依法解除合同效力的行为。法律为了保护交易安全，促进交易，赋予了解除合同较为严格的条件和程序。具体而言，解除方式主要有协商解除、约定解除和法定解除三种，协商解除即当事人协商一致解除合同，下文主要以约定解除和法定解除为讨论对象。

（一）约定解除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事由。解除合同的事由发生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即法律规定，合同当事人可以在合同中预先约定一方或双方可以解除合同的条件或情形，一旦约定的解除条件成就，一方即可解除该合同。这是民法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赋予民事主体根据自身情况决定自身事务权利的体现。

      代言人一般会对品牌方的产品质量和其他敏感负面事件进行约束，如果合同中约定了一旦品牌方有此类问题，则艺人可解除合同，这种约定是合法的，并且艺人还可以追究违约责任。在目前的代言和品牌方的合作中对于品牌方自身存在的问题，包括发表反华、辱华的言论，污名化中国事迹，艺人均可依照合同约定行使合同解除权。这种条款被称为“品牌方的劣迹条款”，譬如：在以下情形下代言人将有权解除代言合约：

1）品牌方违反中国法律或因其违法行为被有关部门依法处理或追究刑事责任；

2）品牌方高管或相关人员发表辱华、违背一个中国之政治立场或其他政治敏感的言论或行为；

3）品牌方负面新闻已严重影响代言产品或品牌声誉的。

（二）法定解除

如果合同中没有对此项内容进行约定，那么本事件的情形是否可以适用上述条款而触发解除权条款呢？

      笔者认为，代言不是简单的明星出售肖像或声誉的行为，而是品牌与代言人建立共同“形象体”并对外展示的行为，此类事件社会影响恶劣，涉及政治立场问题，不仅损害了公共利益还破坏了代言人的形象。申言之，艺人在代言合同中不只是追求获取对价，也追求自身形象、声誉被妥当的使用、保护和提升，故此，当品牌方出现重大负面舆情时，可以视为代言合同的目的落空。因此，《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三条第四款有其适用空间，即可以解释为当事人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从而解除合同。

考虑到品牌方存在明显的过错，双方的责任承担要依据合同约定或根据具体情形判断是否达到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情况。同时，笔者也建议艺人在选择签约品牌前对品牌做好调查，订立合同时更加审慎，完善相关条款规定，避免涉及此类事件。同时也希望国外品牌能够不再继续造谣，尊重中国的领土主权。